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曾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古巴比伦迁来的。日本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美国的毕士博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他认为中国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文字、牛、羊、等东西都是外来的，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

中华文明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几千年以来，人们依据历史书的记载和儒家典籍的描述，天然地认为“三皇五帝”是我们的祖先，由黄帝代代传到尧舜禹，继而是夏商周。这段叙事世系完备、记载有序，人们对此并没有反思和怀疑过。

但这个观点在100年以前被打破了。

当时，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反映在史学领域，便是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出现。他们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办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是靠不住的。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而这个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也否定了古史记载的那个黄金时代。胡适声称“东周以上无信史”。顾颉刚甚至通过“考证”，推断出大禹是一条虫子，而不是一个人。传统古史系统于是崩溃，大一统观念也失去依托。

“此前，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重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史学学术背景下，‘三皇五帝’都是想当然的事，文明起源不是问题。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古史辨派’，却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华民族会不会像世上万千民族中的大多数，难以找到自己的起源？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说：“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失落了源头，人类就陷入失忆。我们历来自称炎黄子孙，可如果炎黄是否存在也还没有搞清楚， 难道不尴尬吗？”所以，能否通过扎实的科学研究，在准确事实的基础上重建上古史的体系，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一大重要课题。

1925年，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考察古史要有文献学和考古学二重证据法。要将地下的考古发现补正文献史料，即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相互印证，以此辨析历史真伪。比如，如果上古史书记载了某件事，而出土文物恰好也印证了这件事，那这部分记载一定是可信的。

于是，在重建上古史与回答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考古学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线希望。由此，中国学术界才开始主动接纳这门源于西方的学问。以考古来印证古史传说，进而重建可信的古史，是近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基本心态。

1926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考古学家李济来到山西临汾，考察晋南地区， 并对西华阴村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的第一项田野工作。

此后，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到了21 世纪，考古研究更加波澜壮阔，例如科技部2002年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除了传统的历史、考古等学科外，还集合了环境史学、物理、化学、地理、计算机、动植物、医学、人类遗传学等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

100年来，随着考古学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古史记载获得了印证。

中国夏商帝王世系，自“古史辨派”质疑以来，只被看作传说，不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顾颉刚主张要把这段历史当故事看）。然而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识别，史记中商代帝王的世系很多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王国维考证发现，《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喾确有其人，《史记》记载的商朝世系也是可信的。这样，被古史辨派一度推翻的夏商世系传说，自此重新获得了可信的证据。

1928年，商朝首都遗址“殷墟”在河南安阳被发掘出来。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的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再次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等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确为信史。

1959年，历史学家徐旭生根据上古史籍记载的指引，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葱葱麦田覆盖的地下，发掘出一片城市遗址，此遗址距今3700 年左右，考古学家研究认定此时期是夏朝晚期、商朝初年。

至此，“双重证据法”所证明的历史，已经被推前到夏商之际。但关于夏禹前的历史，还只是传说，尚未被考古证实。海外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持怀疑态度。

情况终于有了转机。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 距县城约15 里地的一块麦田里，发掘出一片规模巨大的上古都城，都城在鼎盛时期面积达4000 多亩地（280 万平方米），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校园差不多大。这一发现，将历史进一步推前到了尧舜时代，即夏朝建立之前的时期。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这项考古发现，使考古学所证明的中华文明起点由二里头遗址所标明的距今3700 年左右的夏商时期推前500年，到距今4200年左右。而根据古书的年代记录，那正是尧舜时期。

遗址中的古观象台，据碳十四方法测定，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使用。这个观象台表明，4000多年前人们已经通过设计大型的建筑，来测定节气。此地还出土了两个精美的彩绘龙纹陶盘，直径近半米，内饰盘龙，龙口衔松枝，说明华夏族的龙图腾已经出现。又出土一只陶土扁壶，上面写有几个暗红色古文字， 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这都表明，当时的文明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

2011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神木发现了石峁古城遗址。石峁古城的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浙江，3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山西，270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 个故宫。石峁古城和周围的卫星城主人是谁，目前尚不确定，有不少学者推断，它很可能是轩辕黄帝领地。其他小型一些的考古发现，更是不胜枚举。

李济先生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它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与此同时，蒙文通、徐旭生、傅斯年等众多学者也在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

重新梳理上古历史，试图从理论上还原出上古中国的脉络。“三大集团说”“夷夏东西说”等鸿蒙时代社会状况的新描述，逐渐产生。蒙文通和徐旭生各自独立得出了远古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三大部族集团的结论，可谓不谋而合。

尽管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还远未完成， 但经过大量的考古实证加古史重新梳理，一个上古时的中国，轮廓已经逐渐清晰。有了大量学术研究的支撑，即便跟几十年前相比，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已经大大进步。其实，顾颉刚在考证大禹是一条虫时所用的方法颇多附会，后有好事者沿着顾颉刚的逻辑去考证，考证出“顾颉刚”竟然是一只鸟。

中国上古历史，百年来经历了相信古典——打碎古典——重建新古典之路。这恰似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轨迹，也是中国人百年来思想历程的缩影。国人曾对古人深信不疑，又曾以“五四”“文革”的铁锤将其彻底打碎。而今天，在我们对西方文明激烈拥抱之后，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满载着方块字的残简与黄卷，重又在灯火阑珊处放出光芒。时代浩浩向前，我们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清晰地看到这一“正—反—合”的百年路径。

来源：文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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