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房价”“限购”的话题又热了起来，在“逃离北上广”问题上也出现了更多争论。

昨天，一篇来自自媒体账号“小万工”的文章在小编的朋友圈刷屏，分享、转发者大多是来自北上广等饱受“房价”“逃离”困扰的年轻一代。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从湖北五线小县城考到TOP2的，他北大物理，我清华建筑。

我目前在北京顶尖开发商负责高端住宅；他在北京顶尖高中分校区做高中老师，物理学科带头人。我们本科毕业留京至今九年，期间搬了六次家，最近的这第七次，正在打包准备搬回武汉。

近来看到我的朋友圈被好多“清华毕业生买不起学区房逃离回二线”的文章刷屏，文章里充斥着疑问、遗憾和不满，让我特别想记录一下我们这些年的故事，同样关于房子但画风截然不同的故事。

我们虽然九年搬家六次，但其实每次搬家都是欢欢喜喜的。

2008年毕业，我从清华紫荆公寓搬到顺义的新员工宿舍。公司在朝阳区，离宿舍有1个半小时车程。刚毕业薪俸微薄，租不起附近的房子，真的很感恩公司提供宿舍。每月400不到的房租，朝北的小单间，从学校四人间搬到个人的小单间，反而觉得人均居住面积显著提升。

期间印象最深是，父母带着他们的母亲一起来北京玩。当时是夏天，父亲执意不肯住宾馆，我们一家人就在我的小单间里打地铺，两位奶奶睡在床上，我和父母睡在地上。

父母看到我的状况有些心疼——毕竟独生女，在五线小城虽然家境工薪，也是住着大房子，读了那么多书，来了北京反而生活质量这么低。

我安慰他们说，我很喜欢我在北京的工作，同事优秀，领导也很好，而且我一个人睡不了两张床，小单间正好。在这个小单间里，我做完了自己负责的第一个郊区小盘，那时北京房价刚开始起飞，400套房子一天售罄。

第二次搬家是一年后，我和当时还在北大念硕士的男友结婚。为了他念书方便，我们搬到万柳——租了个小一居。房东是一对老北京夫妇，听说我们是租来做婚房的，特地粉刷了墙面，绿色的门窗、水磨石的地板都擦得屋明几净。贴上喜字，我们在亲友的见证下办了盛大而简朴的教会婚礼，特幸福地裸婚。

万柳离我们的大学都很近，新婚燕尔，懒得开火就骑车去学校吃饭，周末在未名湖旁边散步，去紫操踢球，虽然住得简单，但回忆起来都是甜蜜。那时我每天上班都路过当时单价2万的万泉新新家园，也曾经酸酸地想过自己是不是有一天能住上这么好的小区，但是于当时的我们，这已是天文数字。所以对于房子也只是想想，有衣有食有相爱的人同住，就很知足。

住万柳那年，北京土地市场还很活跃，负责一个郊区大盘之余，我做了30多个拿地项目，没日没夜地加班，终于通过投标拿到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块土地。

第三次搬家是在婚后两年，我怀孕了，他也快要毕业，考虑到万柳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而且有了孩子不够住，我们租了一个朝阳区公司附近的两居。期间，我发现单位的集体户口孩子无法落户，才把买房提上日程。

2010年房价已经飞涨，我们快速地在公司当时所有的楼盘中挑了一个唯一能买得起的五环外小两居（特别巧就是我之前投标获取的那个项目）。首付30万，双方父母各支持了一部分，交完了首付和各种手续费，卡里什么钱都没有了，当时都有点担心下个月工资发了够不够生娃产检的费用。

我们在租的团结湖小两居里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宝宝。双方父母都未退休，我姨来帮我看孩子，她女儿大学毕业，我邀请表妹来北京找工作，住我们家。期间，我的好朋友被房东赶了出来，一时找不到房子，我又让她先住我们家。所以这个团结湖50平米的小两居，最多的时候住过6个人——闹哄哄地很拥挤，以至于我妈都说我这时候要孩子不是好时机，应该等房子妥当再要。

但是我每天下班骑车回家看到可爱宝宝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幸福，只要是因爱而生的孩子，其实不拘在什么房子里，也无所谓什么好时机。就在这个团结湖的六人间里，我完成了我公司第一个20万平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由于公司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接手，直到孩子生产前一天我都在工作。

孩子一岁多断奶，我们终于搬到了属于自己的五环外小房里，从租住的老破小搬到自家的远小新，看到整洁干净的卫生间和厨房，居住幸福感爆棚，孩子和老人也都很开心。

此时丈夫已经研究生毕业，其实物理系毕业的时候还是有好多选择的，可以去搜索公司、大国企、当高中老师——诸多OFFER里，高中老师是收入最低的。他问我我的期待，我说看你最想做什么吧。他说他还是想当老师，也许干别的能赚得多，但始终觉得做教育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我说那好啊，反正我工作忙，这样你以后可以看孩子，哈哈。于是，他就真的成了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我们搬到南边的时候，他本来联系好调到家门口中学，但那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还没有高考，所以想着把他们送走再调过来，就开始了西南五环到东北五环的痛苦通勤。没办法，只能周中住在学校，周末回家。我那会儿正负责北京第一个地铁上盖项目，在地铁车辆段上建商业综合体、普通住宅和公租房，各种规范限制，做得特别艰难，也常常不着家。

这样过了小半年，虽然住得很好，但我们都觉得挺难以忍受，我和孩子一周只能见到一两次爸爸——如果家人都不能住在一起，房子再好有什么意义？

为了让他能安心带完那届高三，我们第五次搬家。寄居到东五环他们学校提供的宿舍里，里面所有的家具是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

女儿很有意见，她很喜欢我们自己的那个房子，但是我跟她说，住这里虽然很小，你可以天天见到爸爸了啊。她想了想就说：嗯，房子不重要，还是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

于是，在这个小小的不足30平米的房子里，我们一家生活了十个月，每天爸爸都有时间陪孩子，尽管家里的东西少到孩子都能数清楚，这又如何——其实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就是很少，所需的空间也不大啊。

在这个小房子里，我完成了自己做地产设计师以来唯一一个不挣钱的项目——一个大型养老公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小房子里，我们又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在二宝出生之前，毕业后的第六年的第六次搬家，我们终于真正搬回了南五环外的小家，丈夫也开始在家门口学校上班的幸福生活。自己的房子确实住着很舒服，地铁房、大商场、大公园、从幼儿园到中学名校贴牌全程教育。

说实话看着之前在模型里、PPT里看到的方案，现在变成真正的建筑、鲜活的社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其间，是特别奇妙又有成就感的，这感觉也许只有做建筑的人才能体会。

大姨又继续来帮忙带老二，丈夫则负责接送在旁边上幼儿园的老大。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们的收入也渐渐宽裕。想着父母快退休，孩子大了需要独立房间，去年把手头的小房子卖掉作为首付，贷款买了一个四居。本来筹划着第七次搬家和父母一起住上大房子，我们却特别意外地决定回武汉。

跟朋友道别的时候他们都特别不理解，有房有车有户口有事业，觉得我们是最不可能“逃离”的那一类人。

但其实丈夫一直想回去，回武汉也能去国内顶尖的中学，而且离父母近，孩子也能得到更好的照料。恰好我们公司有一个内部调动去武汉的机会，我参与竞聘，发现这几年武汉的变化非常明显，在一线限制人口的格局下，二线城市强势崛起，大江大湖大武汉也有不逊于北京的事业空间。

但是真的很纠结，毕竟在北京待了十四年，我们都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最后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走的，是我们俩觉得自己去武汉相比留在北京，尽管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肯定会有更大的行业影响力，能服务更多需要更好建筑、需要更好教育的人。

唯一不好的是，武汉也限购，回去估计还是继续租房子、继续搬家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真的是最不重要的了。

记得之前丈夫加班做物理实验的时候，我为了催他回家，就给他发微信：费曼（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在我心中，物理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 后来我去了地产公司，一天到晚要折腾买各种房子，他就会调侃我：“老婆，在我心中，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

看最近的好多讨论，好像大家对TOP2的人物设定就是TOP2毕业就打上了上层的烙印，理所当然应该留在一线住上大房子，孩子上好学区，不然就是社会出了问题不尊重知识。

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承诺我们有TOP级的物质生活，更多的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不失德，都不丧志。

至于我们的孩子，若是始终能在父母的爱中长大，那他或在北京，或在武汉，或进渣小，或上牛中，或居豪宅，或居陋巷，又怎样？他始终处在一个比所谓有房阶层更高的，永远不用担心滑落的被爱的阶层！

来源：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李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