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子13年

10余家长赴广东紫金县寻被拐卖的孩子；发现当地40多名疑似被拐儿童线索，警方已提取血样验DNA

2018年1月4日凌晨1时，41岁的申军良喝了一斤白酒后，蜷缩在宾馆的床上，睡不着。他从衣兜里掏出手机，和举报人在微信上聊着。

这天，离他儿子申聪被拐卖已经整13年。在2018年的第一天，他和十多位家长从各地来到广东的一个县城，寻找他们被拐卖至此的孩子。

寻子家长在紫金县张贴寻人启事

因为前3天没有太多进展，申军良和十多位家长很郁闷，喝起了酒。席间，申军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范围已经缩小到紫金县了，大家努力，一定要找到孩子。”

说完这句，家长们都站起来，伸直胳膊，“哐”地一下碰杯，再一饮而尽。

酒后，家长们各自回到宾馆，一个标间住4人，两人挤一张床。

他们基本都是寻子十年左右的家长。时间最长的是申军良，有13年。

在紫金县，他们前后搜寻到40多名疑似被拐卖孩子的线索提供给警方。

他们希望，被拐多年的孩子就在其中。

1岁男婴被人贩子入室抢走

1月4日中午12时左右，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蓝塘镇某中学往西约100米，申军良蹲在一处围墙边，从斜45°方向，目不转睛盯着20米外的一间两层楼房。

楼房一楼大门开着，申军良看到一名老人和一名约13岁的男孩正在吃饭。从申军良的角度只能看到男孩的侧面。

观察了五六分钟，申军良指着那个男孩，连说了四次“很像”。

他手里的寻人启事写着：申聪，男，2003年12月7日出生，2005年1月4日被拐卖到紫金县。左眼大眼角处有一个孔；左脚大拇指上有一个青色胎记。

寻人启事上的申聪，身穿黄色马甲，坐在白色玩具车上，微笑。“那是申聪一周岁的生日照。”申军良说，这是他印象中孩子的最后影像。

2004年9月，申军良跳槽到广东省增城市(现广州市增城区)一家玩具厂任管理岗位。在当时周围人月薪只有500元左右时，他的工资有5000多元。

当年，他租住在增城石滩镇沙庄的出租屋里，月租200元。随后将妻子于晓莉和未满周岁的申聪从河南周口老家接到增城。按照他的计划，在攒够买房钱之前，先暂住在这里。

申军良记得，整栋房子在当时属于新楼，共四层，楼层南北对开，有10个房间。“我们住305，只有310号房没有住人。在我们入住两个月后，斜对面的308号房才有人住，是一对贵州籍的夫妇。”

“他们只住了一个月，就抢走了申聪。”申军良说，2016年人贩子落网后，他才知道这对夫妻的姓名--周容平、陈寿碧。

申聪被抢走那天，申军良不在家，但那天发生的事他仍记得清楚。

2005年1月4日是周二，申军良照常去公司上班。妻子在家照顾申聪。当天上午10时40分左右，申聪在卧室睡觉时，被人闯进房间抱走。

“于晓莉看到了人影。”申军良说，当妻子从厨房走向儿子卧室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她，在她眼睛和嘴上涂了“药”，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于晓莉说，当时她双手被反绑，头上被套上塑料袋。控制她的人也很快离开，她被锁在厨房内，“只听见申聪‘啊’地叫了一声，之后再没听到孩子的声音。”

几分钟后，于晓莉挣脱出来，发现申聪不见了，冲到屋外也找不着，于是报警。

2016年3月至6月，涉案嫌疑人张维平、周容平、陈寿碧、杨朝平、刘正洪先后落网。这5人均是贵州遵义市绥阳县清溪村人，周容平是张维平的表弟。

1971年出生的张维平，于1999年和2010年，因拐卖儿童罪两次被判刑。

张维平向警方供述说，当时，周容平、陈寿碧夫妇在楼下把风和接应，杨朝平、刘正洪携带透明胶、辣椒水等工具，闯进申军良的出租屋，将于晓莉捆绑、控制，强行抱走申聪，交由周容平、陈寿碧藏匿。此后，周容平将孩子交给张维平贩卖。

2017年11月2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开庭审理。申军良在庭上多次向张维平追问“孩子被拐去哪儿了？”张维平只记得把申聪卖到了广东河源市紫金县。他还首次透露一共有8名儿童被拐卖到了紫金县。

2018年1月1日，申军良和另外4名被拐卖儿童的家长，抵达紫金县。

2日，紫金县一广场，寻子家长申军良在发放寻人启事

紫金县寻子发放数万张寻人启事

这是申军良第二次来紫金县。他一次性向宾馆支付了5天的住宿费。

紫金县位于广东的东中部，地处河源市和惠州市的交界处，人口80多万。

新京报记者从广东警方获悉，张维平当年将申聪卖到了紫金县，在永安大道与保安路交界附近的一家宾馆完成交易。

申军良所住的宾馆，距离当年申聪被卖的宾馆，相距约5公里。

他第一次来紫金县也是住这个宾馆，当时住了5个月。他说，他在2017年6月从警方处得知，申聪可能被张维平拐卖到了紫金县。

在紫金县的5个月，申军良走遍县城里的每个学校，蹲守在每个广场，掐准人流大的地段发放寻人启事。但始终没有申聪的消息。

寻子这13年，申军良走了大半个中国，脚步遍及乡镇村落。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就是打印寻人启事发放。乡镇上的电线杆、村里的房屋墙壁，甚至是鲜有人居住的偏僻地，他也会在路边的树干贴上寻人启事，“这些年光寻人启事就贴了近一百万份。”

当年他第一个去找的地方是广东东莞，距紫金县只有200多公里。“找了那么多年，又转了回来。”他说。

寻子路上，申军良结识了十多个寻子家庭，包括湖北人孙海洋。“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中，张译扮演的富商韩德忠原型就是孙海洋。

2007年10月1日，孙海洋盘下深圳白石洲一个包子店，重操旧业。当年10月9日晚7时左右，3岁多的儿子孙卓在孙海洋太累打个盹时被拐走。

孙卓被拐后，孙海洋几天内印发了几万张寻人启事。他把包子店的招牌拆了，重做了一个“悬赏20万寻儿子”的招牌。

在《亲爱的》电影的片尾，孙海洋留下了电话号码，希望有更多人关注和帮助他找到儿子。

和电影中的张译不一样，时隔10年，他没有“找不动”儿子，他还在继续寻子和帮人寻子。

从张维平等人落网到受审，孙海洋也一直关注着案情进展，以及张维平透露出来的孩子下落。孙海洋说，他怀疑自己的孩子也是被张维平团伙拐卖到紫金县。

因此，当申军良等人1月1日赴紫金县之时，孙海洋也带着其他十多名寻子家长赶到紫金县。

他们都希望紫金县是寻子的最后一站。

当晚，申军良、孙海洋等家长商量接下来的寻子行动。他们决定，从1月2日开始，根据当地学校放学的时间，家长们分批蹲守在校外发放寻人启事。此外，还要在街道的电线杆上张贴悬赏公告，路过一些商店时，也要将寻人启事递给商家，然后等待举报线索。

按照他们的设想，寻人启事大概要印四五万份。

发放寻人启事的时间里，很多当地人拨打了申军良和孙海洋的电话，不断提供寻人启事上丢失孩子的信息。

1月8日晚，当地摩的司机黄华找到申军良，“想要提供线索”。

50多岁的黄华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从小到大住在蓝塘镇，“当地重男轻女思想一直以来很严重，好多男孩子是从外面买过来的。”

蓝塘镇一所中学的老师王明说，他们在进行家访时，也怀疑一些学生是被买过来的，“年纪和申聪、孙卓差不多大。”

这让家长们看到了希望。

1月3日下午，紫金县，一名寻子家长因有残疾，不方便下车，只能通过车窗玻璃看其他家长在街上张贴寻人启事。家长们租来的面包车上也贴有寻人启事。

40多个疑似被拐孩子线索陆续出现

两次在紫金县寻子，申军良他们一共发现了40多名疑似被拐的孩子。

申军良去年在紫金县住了5个月，不断有举报人向他提供线索。他根据各种信息暗中排查，共搜集到30多名疑似被拐卖孩子的信息。

2018年1月1日第二次来紫金县，至15日申军良离开。家长们又发现了9名疑似被拐卖的孩子。这些信息都交给了警方。

如何确定一个孩子可能被拐卖而来，申军良说他有着属于自己的验证程序，“在这13年寻子的过程中，曾经通过自己的方法帮助到别的家长找到孩子。”

在紫金县寻子的时间里，申军良和孙海洋等家长经常会接到当地人打来的举报电话，“一般一个孩子最少会有一个举报人，多的时候会有三四个”。

申军良说，在接到举报后，他们会实地进行暗访，通过多数当地人了解被举报人家的信息，交叉印证被举报人的信息，并拍下孩子的照片仔细观察，“有时，会在被举报人家附近蹲点进行观察。”

经过外围观察后，申军良和孙海洋等人会在笔记本上做好记录，记录下孩子的年纪、性别、长相、住址、家庭情况等信息。整理好信息后，再提交给警方做进一步核实调查，并分批对疑似被拐卖孩子提取血样进行鉴定和DNA比对。

在前后共40多名疑似被拐卖的孩子中，申军良怀疑其中1人可能是申聪。

1月3日晚，申军良获得一条信息明确的线索：距县城30多公里的蓝塘镇，有一个13岁左右的男孩，是小时候被买来的。

申军良根据举报人提供的孩子年龄、长相、“购买”时间，“与申聪的情况很吻合。”

第二天中午，申军良来到蓝塘镇某中学西边一间两层楼房附近，通过观察屋中的男孩，发现很像申聪。

去年7月，申军良找到山东省公安厅著名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根据申军良和于晓莉的相貌，画出申聪13岁的模拟画像。“和这个孩子的相貌很像。”申军良说。

他抑制内心的欣喜。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不要贸然上门去找孩子，尤其是不要贸然进屋去打听，“一是怕打草惊蛇，对方家长把孩子转移，二是怕对举报人不利。”

另外，有过多次寻子失败的他，也不想太过于乐观。他将孩子的信息反馈给广州增城警方。

消失的人贩子下线“梅姨”

在紫金县第二次寻子的过程中，申军良、孙海洋还在寻找一个叫“梅姨”的老妇人。

“梅姨”是张维平拐卖孩子的下线。

张维平曾向警方交代，孩子的买家由梅姨牵线寻找，“申聪和李成青(注：另一名被拐卖的孩子)是由梅姨寻找买家，交易地点就在紫金县”。

新京报记者从广东警方获悉，张维平当年将申聪卖到了紫金县，中间人“梅姨”负责牵线，寻找买家，申聪被卖给了一对夫妇。交易后，张维平获得1.3万元，分给“梅姨”1千元。

随着张维平、周荣平等5人被捕，只剩下“梅姨”不知所踪。申军良认为，只要找到梅姨，其他的孩子在哪里，“就会一清二楚。”

张维平供述出梅姨后，曾带警方寻找过当年介绍他与梅姨相识的两位老人。他们中一人已经去世；另一人患病，与梅姨没有任何联系。

2017年6月中旬，“广州增城公安”在微博上转发了“寻找梅姨”的消息，并画出了梅姨的模拟画像。增城警方办案人员介绍，公布“梅姨”模拟画像后，公安机关收到了不少线索，但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申军良掌握为数不多的“梅姨”信息只有，她身高一米五，现约65岁，真实姓名不详。会讲粤语、会说客家话，曾在紫金县居住多年。

根据警方的相关信息显示，办案民警此前曾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彭忠。彭忠称，他并不知道梅姨在哪里。

此次来紫金县，申军良等人也找到了梅姨的前男友彭忠。

1月7日，紫金县阵雨，申军良和孙海洋冒雨去了离蓝塘镇60公里外的水墩镇。根据众多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他们在水墩镇找到了彭忠。彭忠告诉申军良，梅姨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和他联系过。

1月8日上午，有举报人给申军良打来电话爆料。“你能确定是梅姨吗？”电话里，申军良不断向举报人再三确定线索。

随后，举报人添加了申军良微信好友，发来一张疑似“梅姨”的近照，并说近期在紫金县还见过她。

申军良看着照片，和寻人启事上的“梅姨”模拟画像做了对比，“很像，很像。”

当天中午，申军良找到了梅姨的同乡人王勇。王勇曾给警方做过证人，他看到疑似梅姨的照片时，连续作出肯定的回复，“是，就是梅姨，潘×梅”。

申军良将连日来搜集到的梅姨信息进行整理后，提交给广州增城警方。

家长们等待DNA比对结果

在紫金县寻人的十多天，申军良目睹了一些寻子家长的来来去去。1月3日，一名家长李树全启程回湖南老家，他离开蓝塘镇时告诉新京报记者，“需要回家赚点钱，再来紫金县。”

申军良说，寻子途中离开的家长多是钱花完了，只能回家，等挣到钱再继续寻子。

这几年他见到的寻子家庭多是如此。甚至有家庭最终放弃了寻找。

“申聪被抢之后，我看到家人一个一个的病倒，我就暗下决心，无论用多少年，无论花多少钱，我都一定要找到他。”申军良说，寻子13年来，他卖房、卖车、卖地，花了数百万元，还欠下40多万元的外债。

申军良说，除了花钱，寻子家长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压力，心态容易大起大落，内心备受煎熬。曾有家长受不了打击，选择自杀。

“希望和失望共存。但只要有希望，就会继续找。”他说。

孙海洋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他最近一次接到“孙卓”的信息是在2017年12月份。

有举报人告诉他，一名惠州籍贯的陈锡升很像孙卓。去年12月中旬，孙海洋到惠州通过举报人见到了陈锡升。

“相差太大了。”孙海洋说，可能举报人不太了解情况，眼前的陈锡升看起来有20多岁，而孙卓应该是13岁。

陈锡升提供的身份证件显示：1991年出生，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人。他现在江苏太仓市一处工地打工。

陈锡升说，1年前，父母曾告诉他，“你不是亲生的，是奶奶买过来的。”

陈锡升向街坊邻居求证，得到的答案是他在两岁时被买来。自此，他一边外出打工，一边寻找亲生父母。

孙海洋带着陈锡升来到深圳市公安局采集DNA信息，结果显示二人并无血缘关系。

孙海洋又一次寻子“失败”，但对陈锡升而言，他的DNA信息录入系统后，有助于今后寻找亲生父母。

申军良等家长也在等待DNA的比对结果，一方是他们家长，另一方是紫金县40多名疑似被拐卖的孩子。1月21日，申军良说，比对结果还没出来。

为尽快找到孩子，寻子家长们不仅向警方提供线索，还向一些公益组织寻求帮助。

申军良说，在紫金县寻找孩子的这段时间里，他曾将搜集到的线索提供给“粉红代码爱心行动”，该机构已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合作建立中国儿童少年基因数据库。在此次行动中，协助采集了部分家长的DNA信息，帮助加快寻找比对失散孩子。

1月15日，申军良离开待了15天的紫金县。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家长。来紫金县这些天，每次在学校门口发放寻人启事时，申军良总会有一种感觉，“看到那些和申聪同龄的孩子从我身边走过，我都感觉申聪就在附近。”

他说，等过完年打算联系其他家长，再赴紫金县。他希望这是申聪最后一次在外面过年。

(文中彭忠、王勇、黄华、王明均为化名)

来源：新京报

责编：张凤娇